从文学期刊的变革看《山花》的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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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文学期刊的变革看《山花》的崛起

  文学被边缘化有着其深层次的复杂因素。1984年《国务院关于对期刊出版实行自负盈亏的通知》颁布,标志着期刊体系正式走向了市场化。进入9年代,文学期刊发行量日益萎缩,如主流文学期刊《人民文学》在1992年订数仅有1万多,相比8年代初期的15万的辉煌业绩,已不可同日而语。许多地方小刊面临着倒闭的危险,《小说》《昆仑》《漓江》接连停刊。文学生产与消费的不对等关系,逼迫着其进行体制上的改革。在期刊从事业型到企业型转变的过程中,主编的潜能和作用被凸显出来。改制之前,期刊的办刊目的是执行体制内的政治任务;受体制上的限制,主编的主观能动性一度被压抑。改制之后,主编们的潜能、办刊的热情被空前地激发出来。他们把文学期刊作为一项能体现人生价值的事业来经营,极大地高了文学生产力。1994年《山花》改版以后,迅即成为国内文学期刊中的翘楚,被誉为文学期刊中的“四小名旦”。24年、28年发布的中文核心期刊目录中,《山花》均排在第9位。它所刊登的文章多次被《新华文》《小说选刊》等期刊转载。《山花》已成为一个不容忽视的存在,所有这些成绩的取得与何锐的文学理念及策划经营是密不可分的。 
  一、《山花》坚持纯文学办刊立场 
  文学期刊应当怎样改革?文学期刊应当坚守什么样的文学品位,这与主编的文学理念、文化视野息息相关。文学泛化时代的到来,纯文学的空间不断地遭受挤压。文学期刊的改革如果只关注市场,一味地迎合消费的需求,就远离了文学期刊的文学性,丧失了文学的尊严。文学期刊必须拥有一个核心的文学价值观念。很多文学刊物在改版之后,以牺牲文学的审美价值为代价去追逐物质利益,一味地迎合消费需求,走媚俗、低俗的路线,同时也丢掉了刊物的文化内涵。何锐主编清楚地意识到这一点,他没有盲目跟风,一味地迎合消费者的胃口跟着市场走。他有着自己的坚定的文学立场与选稿标准。何锐有着对纯文学的敬重和虔诚,他立志办一份纯文学期刊,保持文学期刊的内核——文学性。 
  198年代中期,《长春》改名《作家》后的突围成功带给何锐许多启示。所以何锐策划《山花》改版时就有把《山花》办成全国名刊的野心。当时想把位于西南一隅的地方小刊《山花》办成全国知名刊物可谓困难重重。一是财政吃紧,二是稿源短缺。在何锐的斡旋之下,贵阳卷烟厂和贵州省企业决策研究会解决了办刊经费。《山花》在全国独家实行双稿酬制,稿源问题迎刃而解。《山花》站稳脚跟之后,何锐开始了进一步的思索组什么样的稿?向谁组稿?这关系到一本刊物的理念和品位;也可以说这本刊物的品位与理念也是何锐本人的品位与理念。在《龙源期刊网》的一次采访中,何锐谈到他的编辑理念坚持文学理想,坚守文学阵地,坚持纯文学办刊立场。在一个价值精神缺失的年代,他认为更应当坚守独立的精神和品格。《山花》凝聚着何锐个人的精神立场和人格品质,他致力于一种“交叉风格”的探索,力求将当代(先锋)文学与艺术融为一炉,端正文学方向,坚持刊发纯文学作品,注重《山花》的内在发展,传播人文精神。《山花》限于篇幅,只能选择以短篇小说、诗歌、文学理论作为突破口。在何锐的人格魅力的感召下,《山花》很快聚拢了当下一大批大家、名家。汪曾祺、林斤澜、李国文、刘心武、韩少功、叶兆言、毕淑敏、莫言、苏童等实力派作家纷纷为《山花》撰稿。在众多文学前辈的携下,《山花》的文学品位确立起来,追求纯粹文学性的目标也得以实现。 
  二、创新前卫的策划意识与经营管理能力 
  身为一名优秀编辑,何锐不仅具备深厚的文化素养、高远的文化视野,而且对当时文学态势的把握、文学发展的动向都有着敏锐的判断与思考。可以说《山花》改版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他创新前卫的策划意识和经营管理能力。 
  1.在办刊经费短缺的情况下寻求企业赞助。在财政拨款逐渐减少的情况下,何锐的营销能力得到发挥,在他的组织协调下成立了贵州省企业决策研究会,借助企业来解决办刊经费紧张的难题。为了回馈企业对《山花》的赞助,何锐还组织政界和企业界人士共商发展大计,邀请经济学家来企业调研,主编理论刊物《企业决策》以加强企业之间的交流合作;同时邀请林斤澜、苏童、叶兆言等著名作家、评论家到贵阳卷烟厂参加联谊活动,加强作家、企业家之间的联系,增强企业的人文气息、深化企业的文化建设。《山花》与企业决策研究会之间形成了一种双向机制,建立了一种互利共赢的模式。 
  2.整合优秀的作家、批评家资源。优秀的作家资源是文学期刊持续发展的第一生产力。改版之前的《山花》受机制、地域等各方面因素的影响,刊物视野狭窄,稿源枯竭。为了照顾本省作者,只好降低用稿质量,致使刊物形成恶性循环。何锐接手后,打破了地域限制,通过向全国优秀作家组稿来升《山花》在全国的知名度。何锐巧用“大家”资源推出热门作品,通过知名作家来升期刊的文学品位。作家与刊物之间也有一层微妙的关系,大作家把稿子投向不知名小刊物也有失身份。何锐深谙此道,先邀请评论家王干帮忙为《山花》组稿,自己又千方百计通过各种途径向名家约稿,再通过名家找名家。何锐在林斤澜处得到汪曾祺的电话,便斗胆向汪老约稿,通过电话交谈汪老深为何锐的文学素养和文学见识折服,便把准备投给《收获》的两篇短篇小说《薛大娘》《菜生小爷》给了《山花》。在名家效应的带动下,《山花》的影响力逐渐升,办成了全国名刊,吸引着优秀作家的目光。何锐从未向莫言约过稿件,莫言却不吝赐稿寄来他的短篇小说《蝗虫奇谈》来祝贺《山花》的改版成功,随后张承志、张炜、韩少功、残雪、李锐、格非、苏童、方方、范小青、刘庆邦、潘军等一大批作家都成了《山花》的作家资源。品牌效应的树立、身份上的认同感,让作家们感到能在《山花》发表文章是一种荣幸、一种自豪。《山花》不仅得到了作家的认可,也得到了优秀批评家的高度信赖。《山花》非常重视理论批评的前瞻性,聚焦新时期文学思潮的演变、当代文学理论形态的建构等文学先锋性话题。王岳川、陈晓明、王一川、戴锦华、谢有顺、张颐武、耿占春、吴义勤、郜元宝等国内一流批评家曾先后在《山花》发表学术论文。优秀作家、批评家的集结让《山花》在国内聚拢了最强大的阵容和气场。
 3.以栏目的创新策划为中心。《山花》改版后的最大亮点就是栏目的细化。何锐密切关注文学发展动向和作家的创作特色,开辟出“名家新作”等富有创意的独具个性和才情的栏目,像“山外山”“三叶草”等栏目就得到作家们的一致好评。“山外山”栏目先后发表了叶兆言、苏童等人的作品;“跨世纪十二家”推出了迟子建、毕飞宇等作家;另外还设有“自由撰稿人”“文本内外”“先锋时刻”“起跑与冲刺”“全国大学生原创小说展”“理论前沿”“视窗二十一世纪”“域外选家”“都市镜像”“小说家自荐”“前沿学人”等新颖的针对性强的栏目。为了凸显《山花》的先锋特质,何锐仍不遗余力地推广先锋小说和新实验小说,先后开设了“文体实验室”“文本与阐释”“先锋时刻”等栏目,刊发新实验小说或先锋小说。“跨世纪星群”“跨世纪十二家”等栏目主培养、扶植文坛新生力量。1995年《作家》《钟山》《大家》《山花》发起的“联网四重奏”,即在同一个月份共同发表同一作家的作品,旨在为那些无名作家供机会。《山花》通过期刊之间的合作,打破现有的文学期刊的固有秩序,扩大了它在全国的影响力,同时也为发现、扶植新人方面做出了期刊应有的贡献。 
  《山花》改版成功的案例告诉我们,主编和编辑的办刊理念直接决定了刊物的发展和走向。正是由于文学期刊的转型,主编才能从旧体制中解放出来“施展拳脚”,“山花”才得以绽放。《山花》生逢其时,在期刊改革的大潮中,遇到了优秀的何锐主编。正是有了何锐的坚守,才让我们的视野里多了一份纯文学期刊、喧嚣的浮躁的社会里存有了一方纯粹的文学净土,这是文学界的一件幸事。26年底,《作家》主编宗仁发在题为《困惑与追问》的讲演中宣告“作为一个文学期刊的主编,我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茫然和困惑……我们不得不承认,世纪末到世纪初的文学期刊向市场的大突围已基本上宣告失败。”{1}何锐掷地有声地回复了宗仁发的悲观失望“只人活着,文学就一定存在;只文学存在,纯文学就有人坚守,文学期刊就不会在寂寞中消亡。”{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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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蔡凛立、何锐《龙源期刊网记者与本刊主编的问答》,《山花·上半月》28年第6期。 
  参考文献 
  1 何锐.感谢流逝的时光——《山花》和我的编辑生涯J.扬子江评论,27(4). 
  2 谢有顺.退守于文学之中——关于何锐和《山花》的随想J.扬子江评论,2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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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 者余凤林,河南大学文学院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 
  213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编 辑张晴 E?鄄mailzqmz61@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