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城记张爱玲与白先勇小说的沪港书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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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城记张爱玲与白先勇小说的沪港书写

  张爱玲和白先勇,一位生活在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沦陷时期的“孤岛”上海,一位生活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远离大陆的“孤岛”台湾。从时间上讲,他们属于两代人,然而相似的家世、经历和教养,使他们的笔下展现出生命印记中的没落贵族的古典记忆。张爱玲的小说大都以没落贵族家庭的故事铺陈,而白先勇的小说表现则是更多的是对历史与人世沧桑的喟叹。 
  一、张白二人小说的上海书写 
  张白二人小说创作上都有不同程度的自身命运的投射,而在“上海书写”和“香港叙述”中,两人也将生活过的城市写进了小说。上海、香港,一座是被命名为“孤岛”的租界,一座是真正意义上的海岛殖民城市。这里色彩鲜明的殖民文化孕育了两位小说家深刻而特异的生命体验。张、白以这两座城市为背景,以小说的方式展示2世纪的上海和香港这两个现代化大都市中的生存状态、生活习俗、情感方式和价值理念等,当然还有小说作者在书写和叙述过程中所体现出来的对上海和香港的回忆、想象、认识和期待。同时,在二人的小说中,借助了上海或者香港这样一个在中国乃至东方的重地位,以及其在现代化进程中扮演的过渡角色来展开波澜壮阔的历史和复杂的人性。 
  张爱玲是土生土长的上海人,前半生除了去香港读大学以外,基本都是在上海度过的。浸淫在这个洋场里面,上海的背景,上海的人和事、风情和雅俗,以及曾经生活在上海的历史碎梦和生命忧伤都一一在她的笔下找到了“对照”。张爱玲“到底是上海人”。写于1943年的散文《到底是上海人》中,张爱玲说“上海人是传统的中国人加上近代高压生活的磨炼,新旧文化种种畸形产物的交流,结果也许是不甚健康的,但是这里有着一种奇异的智慧。”并且说“只有上海人能够懂得我的文不达意的地方。”所以,上海之于张爱玲的情感已经和肉身无法分离,与其说张爱玲塑造了上海,不如说是上海成就了张爱玲。就像给张氏极大影响的《海上花列传》,也以上海为大背景,深刻描摹商业资本走向发展时那些男男女女的情感和生命纠葛。迟至1979年在美国写就的《色·戒》,张氏同样以上海为历史记忆的背景来展开,上海静安寺路的西伯利亚皮货店、凯司令咖啡店、平安大戏院,小说中细至对上海的气候和车水马龙的街景都写得鲜活如在眼前,而王佳芝、易先生等背负不彻底人性的人物则更在欲望、矛盾、生死之间流转。 
  张爱玲笔下的浮世悲欢和情色仇怨大多是发生在家庭的内部,是凡常人生的日常生活。公寓、洋房、电车、咖啡馆;偷情、婚变、约会、吵闹等等,从白流苏、曹七巧、郑川嫦到丁阿小、敦凤、娇蕊……张爱玲的“上海书写”是在不断还原其世俗常态的一面。日常生活的深厚琐屑,那些让人既爱又恨的普通人的烦恼生活,所有这些一次一次地解构着上海这个大都会的摩登与光华。 
  白先勇的小说(主是短篇)有约四分之一涉及上海的人和事,三个短篇小说系列《寂寞的十七岁》、《纽约客》和《台北人》开篇的《金大奶奶》、《永远的尹雪艳》、《谪仙记》都是取材于上海的人和事。这当然不是偶然的。白先勇回答“这些恐怕并非偶然,而是我的‘上海童年’逐渐酝酿发酵,那些存在记忆档案里的旧照片,拼拼凑凑,开始排列出一幅幅悲欢离合的人生百相来,而照片的背景总还是童年的上海。”不仅如此,白先勇杰出的短篇小说《游园惊梦》,其灵感也来自上海。他在忆及当年在美琪大戏院观看梅兰芳与俞振飞合演的《游园惊梦》时说“那一回好戏,竟也变成了许多年后,我撰写《游园惊梦》这篇小说以及后来改编话剧的灵感泉源。”1 
  在《永远的尹雪艳》、《孤恋花》、《金大班的最后一夜》等作品背后,都有一个上海的存在,那里面充满着白先勇对上海生活的种种回忆,同时它们也延续着一个个属于上海的传奇。旧上海的舞厅、戏院、花园、洋房、餐馆,再到租界的夜总会、剧院等是这些小说常常拿来做今昔对照的主场景。尹雪艳到了台北后,身边仍带着上海名厨子,逢有牌局,“午点是宁波年糕或者湖州粽子。晚饭是尹公馆上海名厨的京沪小菜金银腿、贵妃鸡、抢虾、醉蟹……”哪管它时过境迁,往日的排场和景观依旧。在这里昔日的达官贵人、金融巨子、老板小开、舞女名媛、千金小姐等“台北人”、“纽约客”各自展示了各自或落魄或悲凉的命运。上海在白先勇的笔下更像是一面镜子,参照了这些人物曾有的腐朽的生活和记忆,构成了内心悲喜的一个顽固的触发点。 
  二、张白二人小说的香港叙述 
  通过张爱玲和白先勇的小说文本分析,可以看到香港在他们的小说中不仅是一个空间的存在,而且如同一个特殊的角色,促成并构成了小说完整的情节和内核。我们阅读他们的小说作品,经常会发现他们的生活经历与小说世界,个人经验与人物的感受之间有着奇妙的对应。也许是因为有着相似的生活经历,张爱玲与白先勇小说世界里的上海和香港不约而同地放弃了宏大的历史叙事,转向关注常人的日常生活。宏大的历史事件反而成为平凡的人和事展开的一个诱因,并通过琐碎的生活表现普遍的人性。 
  张爱玲1939年入读香港大学,由沪至港,后以散文《天才梦》参加《西风》杂志三周年纪念征文,得了个“荣誉奖”。不过《西风》杂志在出版征文结集时却将集子命名为《天才梦》。1941年珍珠港事变,香港沦陷后港大停后张爱玲返回上海。1952年张爱玲离开大陆再次赴港,供职于美新闻署在香港的办事机构,又生活了三年。在香港,战争使她中断了去英国深造的机会,而战争的灾难所带给人的饥饿与惊恐的体验更加深了她对人生无常的认识,因而表现人在命运与外力面前的可怜与渺小,几乎成为她以后创作的独特的人生视角和基本的深层命意。她的小说一方面揭示了殖民地香港特有的文化现象和畸形生活状态,一方面则表现了上海这一繁华都会中的痴男怨女的世俗悲喜剧。香港与上海也就成为她早期代表作短篇小说集《传奇》中故事展开的主背景。在港期间,她还相继写出了《赤地之恋》、《秧歌》两部反映新中国成立后农村变革的长篇小说,但各种原因,作者自己后来也承认是“在授权的情形下写成,所以非常不满意”。
  在《自己的文章》中,张爱玲说“人是生活在一个时代里的,可是这时代却在影子似的沉没下去,人觉得自己是被抛弃了。”2在港大她经历了战火的洗礼,她的末日意识从一朝一代的末日意识进而升为整个文明世界的末日意识。这种时代的末日感、疏离感与颓废感充斥在她的精神世界里。 
  诚如赵园所认为,《传奇》一集中,足以称之为张爱玲对于生活的发现,构成张爱玲小说艺术独特性的一个重标记的,是她在《倾城之恋》、《沉香屑第一炉香》、《茉莉香片》等篇中生动地描绘出的沪、港“洋场社会”3。在《倾城之恋》中,“也许就因为成全她,一个大城市都倾覆了。”仿佛是乱世逼出了“爱情”。白流苏初到香港在码头所见的光景,多少有紧张和兴奋的成分,也许有些杂乱无章,却极富生命动力。在《到底是上海人》中张爱玲说“我为上海人写了一本香港传奇……写它的时候,无时无刻不想到上海人,因为我是试着用上海人的观点来察看香港的。”这篇散文处处有上海与香港的对比,从人们的肤色、两地的广告来作镜像式的对照。在张氏笔下,香港更像是一面镜子。这面镜子不经供一个参照系,而且能清楚地看到时空斗转中的参差对照,在镜子的另一头看到更丰富的人性。 
  相比之下,对于香港,白先勇似乎更像是一个过客。他在1948年迁居香港,在香港九龙塘小学和喇萨书院念了两年书。在香港念初中时还背诵过圣经。不久之后在1952年移居台湾。白先勇涉及香港的小说不多,而香港在白先勇的笔下则有一种梦魇的味道。用复杂的意识流,以及色调浓厚、一如油画的文字写出的短片小说《香港——一九六○》可作一个印证。 
  在《香港——一九六○》中,主人翁余丽卿更像是一个配角,而香港这座城市更像是主角。或者说香港在透过余丽卿表达其烦闷和痛苦。小说多次出现“香港快干掉了。”也许这个海岛和台湾不同,看起来似乎很干燥。“天蓝得那么好看,到处都是满盈盈的大海,清冽得像屈臣氏的柠檬汽水,直冒泡儿。可是香港却在碧绿的太平洋中慢慢地枯萎下去。”这颗东方之珠虽然璀璨,却在晚清时就成为英国的殖民地,被强行“租借”了去。在白先勇叙述香港这座城市时,余丽卿成了香港的替身。她曾经是师长太太,而今和一个吸毒犯躲在湾仔阁楼顶鬼混,除了满足一时的欲望和刺激外,已经不去想望明天了。 
  不知道是不是太仓促了,短暂的香港居住后,白先勇辗转去了台湾念书。在《花桥荣记》中的住香港的“表哥”;再到《金大班的最后一夜》中舞女朱凤,被一个香港“侨生”睡大了肚子。这些都是从旁叙述,而香港也早成为一个背景和符号。 
  三、余论 
  张爱玲和白先勇二人既有十分相似的人生轨迹和生活背景,也有很多对待生活和生命的不同态度和境界。下文将通过两人的小说文本分析,进一步比较二人在女性形象的塑造、对上海和香港两座城市的书写与叙述方面的异同。通过小说的文本分析,可以看到张白二人的小说几乎都以塑造女性见长,那种细腻的描摹、入木的刻画、复杂内心的极致表现等,无不让万千读者倾倒。再到对“上海—香港”的“双座记”式的书写,同样深刻地揭示其中的畸形、繁华、冒险、享乐等的精神内核。透过这些作品,小说家既是“书记员”,又是身在其中的一个。 
  参考文献 
  1陆士清.白先勇与上海J.文学报,21-3-8,第4版. 
  2陈子善编.张爱玲文集·流言,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6.12. 
  3赵园.开向沪、港“洋场社会”的窗口——读张爱玲小说集《传奇》.金宏达,主编.问望张爱玲镜像缤纷小说,散文,电影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3.5.